企业向员工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购买服务，价格没有明显高于市场，但交付严重不合格，是否就排除为亲友非法牟利罪？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把采购、接受不合格商品、服务单独列为一种行为，不能把明显高价当作所有列举情形共同必备的条件。与此同时，质量争议本身也不能直接等于犯罪。
先确定“不合格”的依据
审查合同、技术规格、服务标准、法定要求、双方真实变更和验收记录，说明交付在哪些具体项目不符合要求。咨询成果未达到预期利润、培训后员工成绩不佳，与服务本身没有达到约定或法定要求，不能简单混同。对标准不明确的，应据实呈现争议和需要专业核查的问题。
内部部门一句“没用”，不足以替代完整质量证据。可以依法保存交付原件、测试过程、运行日志、缺陷反馈和整改记录，必要时通过适当的专业程序评价。供应商解释已经补救，也应核验补救是否真实完成、公司实际获得何种服务和仍存什么缺陷，而不是只听双方表态。
把质量问题连到人员行为
还需查工作人员利用何种职务便利、是否明知并参与法定行为，亲友关系及对方经营管理事实如何。普通采购疏忽、合理技术判断失败，与故意实施有关行为应区分。不能因经办人签收就把所有质量问题归其刑责，也不能因其没有直接收钱就省去其他要件调查。
对其他公司、企业工作人员，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并致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，仍是需要证明的条件。服务价格不高，只回答了一个价格问题；真实获得部分价值、返工费用、停产后果等，应分别核实因果和金额，不能将合同全额与全部间接影响无区别累加。
核查成果应能指出具体缺陷和因果
可按服务项目列约定内容、实际交付、缺陷、发现日期、整改、已取得价值、损失依据和相关人员动作。争议期间的原始记录要保留，不因重新测试就删除初次结果，也不把后来修改的验收标准冒充原约定。未能确定的技术问题，明确写为待核。
该路径与明显高价采购有区别，但不表示不合格就必然构罪。民事违约、解除或赔偿，依各自条件处理；刑事审查则不能缺少主体、职务便利、法定行为及结果。依法准备质量和决策材料，比仅争论“已经是最低价”或“服务没达到预期”更能说明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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