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疗损害争议中，鉴定写医疗行为承担主要作用，或者民事判决确定医院承担较高比例赔偿，并不等于某位医务人员已经成立医疗事故罪。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要求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，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身体健康；个人行为、严重程度和刑事后果仍须分别查明。
医学原因力与个人刑责不是同一份比例表
民事鉴定可能分析某一医疗行为对损害的作用，民事裁判还要确定赔偿责任。这些材料可以成为依法调查的依据，却不能直接转换成某名人员的有罪结论。机构承担赔偿，也不表示每一位接触患者的工作人员都实施了同样行为。
刑事审查需要明确个人在当时承担什么职责，实施或遗漏哪项行为，为什么属于严重不负责任，以及该行为怎样导致法定损害。不能按科室分工人数平均分配刑责，也不能因为赔偿已经支付就不再查明事实。
严重不负责任需要具体行为支撑
二〇〇八年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第一部分第五十六条，对擅离职守、无正当理由拒绝危急就诊人必要救治等作了具体规定。适用时应对应真实行为和当时有效的诊疗要求，而不是把结果严重反过来当成行为必然严重失职的证明。
一般技术判断分歧、不能预见的风险，与明知应履行的必要职责严重未履行，需要结合医疗条件和专业证据区别。法律文章不能代替专家判断，也不能从一句尽力救治就排除对具体失职的核查。
证据应落到人员与诊疗节点
可依法将排班职责、交接、诊疗记录、实际能够取得的信息、相关规范和后果资料对应，说明某个节点由谁负责、实际做了什么以及尚存哪些矛盾。需要核查专业问题时，提出具体事项，不要求鉴定人直接代替司法机关决定谁应判几年。
对患者而言，依法获得赔偿与查明涉嫌犯罪可以分别进行；对医务人员而言，认可某项赔偿安排亦不能直接等同承认全部刑事构成。将责任比例与刑事要件分开，是为了准确证明和评价真实行为，不是以任何一方已签协议为由保证有罪或无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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