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仲裁原争议包含联邦法请求，裁决作出后申请撤销或确认，是否就当然可以由联邦法院处理？美国最高法院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Badgerow v Walters案，拒绝把强制仲裁申请的特别管辖判断方法，统一搬到裁决确认和撤销阶段。本文依据第20—1143号公开判决研究，非本所承办；本案不是中国劳动仲裁或外国裁决来华执行程序。
从雇佣实体请求，转为对裁决效力的争议
Badgerow在金融顾问任职中被解雇，依约向仲裁机构对有关负责人提出请求，其中既有联邦法也有州法主张。仲裁员驳回后，她认为仲裁受欺诈影响，在路易斯安那州法院请求撤销裁决。对方将案件移至联邦地区法院，并请求确认裁决；她则要求发回州法院，主张联邦法院缺少管辖基础。
下级法院向下查看原雇佣争议，因其中有联邦法请求而认为具有管辖权，随后作了不撤销、予确认的处理。最高法院推翻第五巡回法院的管辖判断并发回，并非在这一判决中重新认定解雇违法或仲裁确有欺诈。
法律允许申请，不等于法律自身就赋予联邦管辖
判决说明，联邦仲裁法有关申请条文本身并不一概创造联邦法院事项管辖，仍须有独立基础，例如适用的不同州当事人及金额条件，或申请本身提出的联邦问题。本案双方来自同一州，撤销、确认申请本身没有建立相应联邦问题，不能只凭原仲裁曾处理联邦法来补足。
原来的争议与现在的申请，应分别辨认。对裁决是否可执行的争议，并不总是在再次审理原雇佣请求；把仲裁材料中出现联邦法几个字直接当成程序入口，会跳过当前申请真正需要的管辖依据。
第四条的特殊文字，不能因方便而扩到第九、十条
法院先前在Vaden案中允许，对联邦仲裁法第四条请求强制仲裁，向下查看潜在实体争议。理由来自第四条特有文字：设想没有仲裁协议时，法院能否管辖当事人间争议。本案第九、十条裁决确认、撤销申请没有相同指示，不能为了让整个仲裁过程都由一种法院衔接，就替立法补入。
Breyer提出异议，担心程序被割裂和复杂化；多数意见仍认为，政策便利不能代替管辖的法定根据。判决没有把关于指定仲裁员、传唤证人等其他条款的全部假设一并裁断，也不能从异议意见的担忧写出多数已经决定的统一后果。
武隆企业处理美国境内仲裁程序时，可在合同安排阶段就区分强制仲裁、仲裁进行中协助、裁后确认或撤销，逐项核申请类型和独立管辖基础。没有联邦法院入口，并不等于仲裁条款无效或法院完全不提供救济，州法院亦有相应角色。本案也未排除国际仲裁涉及的其他专门管辖依据，不能用这份普通裁后申请判决，一概否定所有涉外裁决进入联邦法院。
来源：美国最高法院Denise A. Badgerow v Greg Walters et al.，No.20—1143，2022年3月31日；完整多数法院意见第1—16页及Breyer异议、附录，判决所载联邦仲裁法第四、九、十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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