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方建设项目没有达到预期，不能直接推定负责人犯罪；明知债务风险仍违法推动项目，也不能只用追求发展概括免责。最高法公布的曹某案，分别审查违规举债造成的后果与收受财物事实，并作两罪判罚。本文依据公开典型案例研究，非本所承办，未取得原判全文。
风险预警与反对意见，为什么进入事实审查
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二一年，曹任湖南某市市委书记期间，在财力不足、政府债务已被风险预警、有关单位和干部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，仍违反相应法律禁止性规定推动融资举债，实施大型项目建设。
公开结果记载，新增巨额隐性债务，债务超过风险红色预警线，形成三十三个烂尾工程，并引发债务纠纷及群体性信访事件。法院据违法行使职权、重大损失与特别恶劣社会影响认定滥用职权罪，不是仅凭项目最终停工就补足全部构成。
审查类似争议，应把当时财力与预警、本人已知材料、决策权限、实际推动行为及后果联系起来。行政决策有不同意见，不等于意见双方必有一方犯罪；也不能只拿后来形成的损失反推所有参与人员当时都有同样认识。
收受二千四百九十五万余元，是另一组事实
原案另查明，曹在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二二年利用相应职务便利及职权、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为他人谋利，收受二千四百九十五万余元。该受贿金额不是建设项目的损失数，更不是可以与债务总额直接相加的同一项目。
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受贿罪判十一年六个月、罚金二百万元，以滥用职权罪判四年六个月，决定执行十三年、罚金二百万元。一审后未上诉、未抗诉，判决生效。不能把两个刑期简单相加，也不能将十三年全部归在某一项收款或某一个项目上。
未公开的损失计算，不用工程数量补齐
来源未披露具体裁判日期、案号和逐项经济损失金额。三十三个工程反映本案后果的一部分，不能换算成每个工程的统一损失，更不能据此编一条所有地方债务案件的刑事金额公式。
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及渎职解释对重大损失、社会影响等有具体规定；公开案例说明的是本案已经查明的完整组合，并不使每一次举债、每项工程延期都当然符合条件。
核查可分别保留预算及风险告知、决策与履职过程、损害形成、谋利与收财四组真实材料。对项目损失的异议和对受贿事实的异议，应各指向证据，不倒补会议记录或把正常业务款改写成另一种来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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