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某环、朱某和鹿某参与同一笔被认定为虚假的股权交易，为什么没有一律以洗钱罪定罪？最高检二〇二二年公布的案例，重点呈现了交易真实性和不同人员主观认识的证据差异。本文依据该完整公开材料分析，非本所承办，案号未披露；不冒称已阅读原判决全卷。
异常价差只是追查的起点
白某青用非法集资所得七千万元收购相关公司及子公司，并以其子名义持股。在集团资金链断裂后，其指使丁某环、朱某虚假出售该股权。鹿某代持时成为登记股东、法定代表人，公开材料记载另以二百万元往返形成出资收购外观。
七千万元原收购、二百万元转账与股权转让后的控制，证明对象不同。价格异常可以触发核查，却不能仅凭高买低卖便自动认定每个参与者都明知非法集资，更不能用其中一个数字替代公开材料未单独说明的全部量刑计算。
登记变更后，谁仍实际控制公司
检察技术辅助审查发现，变更后白某青仍要求朱某寻找买家；公司的预留联系经追查对应报税会计，其委托人仍是丁某环。这与资金安排等结合，用于判断登记变化是否反映真实交易。
公开材料所称大量电子数据，说明取证审查的工作背景，不是数据越多证明力越强的通用公式。真正有意义的是记录能够证明哪些人员、在何阶段知道和实施什么；不能将一条聊天脱离完整上下文使用，也不因登记材料表面真实就省去实际控制核查。
三人的认识不能用同一张身份表包办
对丁某环、朱某，公诉答辩结合二人任职和参与高层会议、已通过媒体知悉非法集资、白某青告知虚假转让目的等证据，认定其知道股权来自非法集资犯罪。这里不是单由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推定，而是将其接触信息与实际安排相互印证。
对鹿某，材料明确说明，证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来自非法集资犯罪的证据不足，但能证明其应当知道来自犯罪所得，因而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追责。这不表示同一股权对鹿某便客观变成另一种来源，更不表示只要不能证明洗钱罪，就当然不用再查其他犯罪条件。
裁判结果与可借鉴边界
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洗钱罪分别判丁某环、朱某六年及相应罚金，并与各自其他犯罪并罚；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判鹿某二年六个月、罚金一万元，判决生效。各人的最终执行刑还包含不同其他犯罪，不能将其差额解释为仅由本次交易身份造成。
实际审查可逐人对应其获得的信息、参与时点、控制与资金记录、相关解释及反向证据，分别判断能证明到哪一层认识。共同参与不等于认识完全相同，部分证据不足也不意味着可以补造统一口径。
案涉行为发生于二〇一六年，二审在修正案十一施行前。二〇〇九年解释属于当时历史规范，二〇二四年洗钱解释和二〇二五年掩隐解释不能直接冒作原判援法。对今天案件须依法另核适用时点、事实和证明标准，不按这个结果预报其他人的罪名刑期。
公开来源：最高检《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》之丁某环、朱某洗钱，鹿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收益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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