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诊人在非法诊疗之后死亡，不能仅凭先接诊、后死亡就直接适用非法行医的死亡结果档。二〇一六年修正后的解释第四条明确，非法行医行为系造成死亡的直接、主要原因，才认定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所称造成就诊人死亡。
病情和诊疗怎样进入死亡过程
应核原有疾病、具体医疗行为、病情变化、后续救治及死亡原因等资料，分析各环节作用。患者原本有病不当然切断因果，治疗之后发生死亡也不当然证明该行为是直接、主要原因。不能拿收费高低、是否得到谅解来替代这个专业和法律问题。
专业意见应说明依据哪些病历、检验或其他材料，如何联系具体死亡机制。仅给一个参与度数字却无法解释事实基础，或者只因存在其他原因就宣称完全无关，均应进一步核查。是否达到解释的条件，不由家属或诊疗者自行选择。
不能适用死亡档，不等于当然不构罪
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，非法行医并非死亡的直接、主要原因的，可不认定为该死亡结果；但是，根据案件情况，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。这里保留了对真实非法诊疗及其他严重情节的评价，不能把死亡档未成立写成所有刑事责任自动消失。
反过来，也不能先确定最高结果档，再要求当事人证明自己绝对没有任何作用。主体、非法行医事实、健康后果及因果判断，应按各自条件提出证据，不能互相代替。
因果异议要具体到材料和推理
可以依法整理初次就诊前后病历、用药及诊疗记录、后续治疗、死亡原因相关鉴定及其基础材料，指出是否遗漏关键时间、是否把另一医疗阶段误记为同一行为，或结论与客观资料是否存在明确矛盾。未经依法核实，不补造缺失的病程。
有多名参与者时，还要说明各自实施和帮助的行为，不能因同在一处就诊场所便平均或者全额分配死亡责任。准确审查直接、主要原因，既保护患者家属获得真实调查，也防止把诊疗后死亡简单等同于已经证明最重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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