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国请求中国调查取证时，可以同时请求执行时派员到场。但“经同意到场”不是让该人员持一份邀请，便可在我国境内自主向任何人调取整套材料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二十九条同时要求其遵守我国法律，服从主管机关和办案机关安排。
请求到场与实际同意分别确认
第二十九条允许在请求调查取证时同时提出派员到场要求，不表示每份取证请求均当然附带人员入场许可。应确认是否已经依法同意，涉及什么请求、事项和执行安排，不能由企业、人证或私人中介自行扩成国家批准。
到场人员可能帮助理解请求或在安排范围内参与有关活动，但该条没有授予其脱离我国安排自行采取刑事诉讼措施的权力。对具体能做什么，应以真实同意与依法安排为准，不能仅看其外国职务或者工作证件。
对外提供资料的边界仍然存在
第四条对未经我国主管机关同意在境内开展刑事诉讼活动，以及向外国提供该法规定的证据材料和协助，设有明确限制。对同一到场人员另发来的新问题、新账户范围或其他案件资料要求，要判断是否仍在原安排内，不能只因本人曾获准进场就无条件直接发送。
这也不等于所有正常涉外商务联系都变成刑事调查。应核对具体活动的目的、所涉案件和真实要求，不擅自把未经核实的发件人写成外国办案机关。
保存安排与偏离事实，不自行制造证据
相关单位可记录合法收到的通知、到场身份与时间、执行事项、实际提出的材料要求及尚待明确处，依法向国内办理机关反映。有权机关如何安排与现场事实是否符合，应分开说明，不补签、倒填或删除原始往来。
第十七条要求执行协助时维护相关人员权益、保护个人信息。提出资料范围和个人信息方面的具体问题，并不等于当事人可自行阻挠合法执行；反过来，配合执行也不表示放弃所有法律保障。律师的成果应是权限、事项与真实执行的核查意见，而非承诺某人到场即能取得全部证据。
依据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、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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