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场严重贿选，不同人员可能因不同职责和行为承担责任。最高检关于童名谦案的两篇公开报道，将其玩忽职守单罪判罚，与湖南检察机关另办六十五件、六十八人的结果分别记载。本文研究公开历史个案，非本所承办，不把全案人数、金额归到一人名下。
第一责任具体连接到发现问题后的履责
衡阳二〇一二年底至二〇一三年初的省人大代表选举中，五十六名当选代表存在送钱拉票，涉案金额一亿一千万元余，五百一十八名市人大代表及六十八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。这里是整个选举事件的调查范围，不是童名谦个人收受的金额。
当时童担任衡阳市委书记、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。公开起诉指控关注其作为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，对发现的贿选问题未依法依纪严肃调查处理，导致问题大面积发生及特别恶劣影响，而非仅凭后来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就推定刑责。
指定管辖、起诉与法院判决，有各自节点
最高检侦查终结后，经指定管辖，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提起公诉。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七月二十四日公开审理，八月十八日一审以玩忽职守罪判五年。
来源另记法院认为情节特别严重，同时考虑童主动投案自首、认罪悔罪等情节。不能把自首存在理解成必定缓刑，也不能因最后是五年便替未公布的裁判写出每项情节的减幅。本文未取得原判全文，案号、上诉及具体生效情况保持未知。
个人五年与另六十八人，不是一张统一判刑表
二〇一五年报道总述六十六案六十九人，又分别记载湖南检察机关六十五件六十八人和童案。后者涉及破坏选举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及行贿受贿等六种罪名，不代表每人均犯六罪，更不是所有送钱收钱者都同判五年。
同文另举胡国初玩忽职守、受贿两罪五年六个月，属于另一人的公开判项，不能移作童的第二罪。核对同一事件中的材料，应区分调查涉入、立案、公诉、判刑对象和各统计范围。
社会影响要以具体职责、行为和后果证明
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相应职务行为及重大损失等条件，并非只有本人收钱才可能追究渎职，也不是发生严重事件即可让所有领导自动有罪。职责来源、已经获知的问题、能够采取的措施及其与后果的联系，仍需有证据支持。
丰都有相关履职争议时，可依法核实任职分工、反映接收、查处经过和结果资料。本文只保留原案已公开的具体责任链，不依据一亿余元总额反算童个人获利，也不以今天的机构职权倒写二〇一四年办案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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